据说，清末重臣张之洞极善挥霍公款，号称“屠钱”；岑春煊在广东任上时，恃慈禧之宠，动辄参劾属下，号称“屠官”。我原本企图摹仿其意，自号“屠纸”——然不久前见到《文汇报》的一则消息则使我自叹不如彻底死心，继而着意要写下一些文字，送给那些确乎名副其实的“屠纸”学生。
该消息说今年的高考作文《战胜脆弱》未能让部分考生战胜“虚假”。“据老师们估计，约有20％的安徽考生在作文中开了自己和父母的玩笑。一位书法很好的考生写自己失去双手后如何战胜脆弱，学会用脚写字、用脚答卷。而省招办表示：今年没有用脚答卷的学生。呜呼！可怜的少年，可怜我的那些写满文字的亲爱的纸张……
30年代林语堂先生曾鼓吹：“八股有法，文章无法。文章有法，便成八股。”而60个春秋之后，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与各级考试，依然是命题作文，不是题生于文，而是文生于题，且字句段篇一一限制，完全有如仪仗队训练时，举手投足皆以绳尺定死。于是乎，我们的少年势必放弃了宝贵的想象力和青春激情，因题制文，按图索骥，于是便有可能千人一面异口同声。此为制式教育之最大谬误。当老师面对“更多的考生则以父母双亡来写自己如何战胜脆弱、微笑着走出考场”时，是否反思自己当初是如何“扼杀”了学生自由作文的天赋？
谁说作文不能虚构？难道作文就一定要像新闻和财务报告一样，确有其人，确有其事？！既首先犯了命题作文的错误，进而又要求学生作文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，等完全泯灭了学生的自由想象力和青春激情之后，又有什么理由批评“在一本30份的试卷中，竟有五分之一的考生说高考前夕父母双亡”？雷同的过错并不全在学生身上啊！
同样，那些脆弱的孩子们既已接受了传统的命题训练，那么，他们必须首先想到“老师希望我说什么话”，而不认为作文本来应该如何写。“不听老师言，吃亏在眼前”，分数可是学生的“命根根”。有此一忌，分数、升学要紧，又哪里顾得上作文时的真性情、想象力和创造性？传统的制式教育势必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弱智的新八股先生来。
抛开中小学语文教学工具性的一面不谈，其基本任务理应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，唤起人的想象力和探索的热情，或者说是张扬一种精神，从而使我们“变得更好，更纯洁，更善良，对别人更有用”。巴金先生可以说道出了一句非常朴素、极其深刻、接近真理的话：“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”。
